鄂尔多斯博物馆 副馆长、副研究员  甄自明 

一、对乌海地区古地质变迁史的几点认识

距今45.5亿年前地球诞生以后，距今约36亿年前形成的鄂尔多斯、乌海地区便是地球上最原始的古陆之一，地质史上称之为鄂尔多斯古陆。经过多次地壳运动，距今约6亿年前，鄂尔多斯古陆下沉，海水扬波，形成著名的鄂尔多斯古海，这是乌海地区出土许多海底生物化石的成因，这个时期植物下沉到地下，也是乌海地区地下煤层大量形成的时代，距今约2.9亿年的石炭纪和距今2.5亿年的二叠纪形成的主要煤种是烟煤和无烟煤，距今约1.3亿年的中生代侏罗纪主要煤种是褐煤和烟煤。后来由于造山运动的影响，海水退出了鄂尔多斯乌海地区，古陆再次隆起，在距今约1亿年前，逐步形成了鄂尔多斯盆地的雏形。随着地势的不断崛起，直至距今1万年前，形成现在宏伟起伏的鄂尔多斯高原¹，最高点在海拔2149米的桌子山乌仁都西峰。

图 1 桌子山乌仁都西峰

二、隋代乌海地区历史与行政建制变迁

（一）突厥的兴起

突厥可汗自称与“九姓回纥”同族，而回纥族出自铁勒，则突厥应源自铁勒。突厥的最初活动地在准格尔盆地之北，后来迁移到高昌的山北。5世纪中叶，柔然攻占高昌，于是突厥沦为柔然的种族奴隶，被迁移到金山，就是今天的阿尔泰山南麓，这支定居于金山之南的铁勒部落，遂以突厥为族号，突厥木杆可汗在位时，灭柔然、破滑国、走契丹、并契骨，威震塞外，“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今咸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五、六千里皆属焉”²。突厥势力达到鼎盛时期。

（二）隋朝的建立

公元581年，隋国公杨坚废掉北周9岁小皇帝自立为皇帝，建起了隋朝，并在9年后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近300年多民族纷扰争霸的分裂局面。隋文帝建立起隋朝以来，改革政治制度，设立了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尚书省下设吏部、礼部、兵部、刑部、民部、工部六部，从而创立了“三省六部制”。对选举制度做出重大改革，废除九品中正制，创立了通过考试选用官员的科举制度。在位期间，颁行《开皇律》。

图 2 隋文帝

（三）防突厥、修长城

在隋文帝杨坚废北周建立隋朝的初期，北面夺得突厥汗位的沙钵略可汗，借口为周复仇又不断侵入长城侵扰边地。隋朝统治者在反击突厥入侵的同时，开始不断修筑长城和沿边城堡。隋文帝筑长城史书共记载了五次，在辽宁、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都修筑过长城。

（四）东突厥与西突厥的分裂

隋文帝采用大臣孙晟“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建议，利用东突厥与西突厥的矛盾，进行离间。促使突厥分裂，一分为二，突厥便分为东突厥、西突厥两部分。东突厥沙钵略可汗在西突厥和契丹东西两面威胁下，于开皇四年向隋文帝称臣，愿意“永为藩附”，保持了边境的和平。开皇五年（585年），沙钵略可汗率部迁至漠南，寄居于白道川（今呼和浩特），接受隋朝的管辖。

（五）突厥归顺隋朝被安置到鄂尔多斯、乌海地区

597年，东突厥沙钵略可汗的儿子启民可汗，为西突厥所迫归降隋朝，隋文帝封他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并以义成公主配他为妻，将他们安置在水草丰美的白道川。599年，隋文帝命孙晟在朔州筑大利城，即今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以安置启民及其民众。不久，因归顺启民可汗的部众越来越多，隋文帝采纳孙晟的意见， “于夏、胜二州之间（今鄂尔多斯高原），东西至黄河，南北四百里，掘为横堑，令处其内，使得任情畜牧。”此后，突厥自漠北“或南入长城”，“或住白道（今呼和浩特市）”，降隋者数十万众。于是，鄂尔多斯地区、乌海地区就成为以启民为首的突厥人的牧场。

隋文帝对周边各族，采取了军事上的防御和政治上的招抚政策，有效地处理了民族矛盾，使各族人民赢得了“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的安定环境，为隋代发展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

（六）隋炀帝巡幸榆林城

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北巡到达榆林郡，突厥启民可汗及义成公主同至行宫觐见，为了向突厥示威，隋炀帝出动大批军队，“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并命工部尚书宇文恺制造大帐和观风行殿。大帐可坐数千人，隋炀在大账中，备仪卫，建旌旗，大宴启民可汗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表演“百戏”为乐。连启民可汗也亲执佩刀，为隋炀帝削除牙帐中的秽草。隋炀帝得意洋洋写诗道：“鹿塞鸿旗驻，龙庭翠辇回。毡帷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索辫擎膻肉，韦鞲献酒杯。如何汉天子，空上单于台。”启明可汗前后献马三千匹，炀帝回赠帛布一万三千段，并命启民位列诸侯王之上³，参加这次大会的，除了启民可汗所率突厥贵族头领外，契丹、奚等部落的酋长也来参加，出现了各民族欢聚一堂的盛况。

图 3  启民可汗

总之，隋代初年，隋朝在丰州、胜州、夏州之间安置突厥人。乌海地区成为了由丰州管辖的安置突厥人的领地，隋朝末年成为灵武郡的辖地。

三、唐代乌海地区历史与行政建制变迁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是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是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唐朝文化兼容并蓄，接纳海内外各国民族进行交流学习，形成开放的国际文化。唐朝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声誉远扬海外，与亚欧国家均有往来。故而，唐朝以后海外多称中国人为唐人。

唐高祖时期，东突厥颉利可汗自恃强大，几乎年年南侵唐朝。唐王朝视鄂尔多斯、乌海地区为北部边疆的战略重地。这里是由漠北过黄河通向京城长安的门户，被称为“国之北门”、“边之要地”。当时鄂尔多斯、乌海地区属关内道所辖。唐朝在鄂尔多斯东北部设胜州（今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乌海地区以北设丰州，南部设夏州（今白城子，古统万城），三州共辖七县。其后又在西南设宥州（今鄂托克前旗城川古城），随着加强军事防御的需要，又先后在灵州（今宁夏灵武）置朔方节度使，在古盛乐城（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置振武军节度使，在统万城置夏州节度使，来统领鄂尔多斯高原的各都督府。

（一）唐朝安置突厥

公元629年，唐太宗乘东突厥内外交困和多年饥荒，派兵一举灭其国，生擒颉利可汗，突厥降唐者十余万口。东突厥大批降唐后，约半数进入京师长安居住，唐太宗将东突厥安置在东自今北京，西到今宁夏灵武，包括今北京，内蒙，陕西，宁夏的广大地区。639年，发生突厥降将刺杀唐太宗未遂事件，唐朝令突厥和胡人渡河回归漠南故里，后突厥人请求被安置于“胜、夏”之间，即东北至准格尔旗十二连城，西南至乌审旗南部白城子之间的鄂尔多斯地区和乌海地区。

图 4 唐太宗

（二）羁縻府州政策

唐太宗十分重视如何安置归附的十万突厥人的问题，这关系到“安边”大计。唐朝把突厥内附各部安置在东起幽州（今河北北部），西至灵州（今宁夏灵武）沿长城一线，包括鄂尔多斯、乌海的广大地区。“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历史上称唐朝设置的这些州府为羁縻府州。羁縻府州的统治形式是唐朝统治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实行的比较开明而有效的民族政策，有助于加强封建国家的统一，对于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民族地区的生产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当时突厥和北方各族都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并于大漠南北开辟了一条通畅大道，名为参天可汗道。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如一”。这正是唐太宗的难能可贵之处。

（三）受降城与参天可汗道

草原丝绸之路东部中心地带在内蒙古地区,这里是草原文化分布的集中地,也是中西文化和南北文化交流的汇集地,是一条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重要交通道路，开拓于匈奴, 鼎盛于元代。草原丝绸之路大宗商品交换的需求起源于农业与畜牧业的分工，中原以农业为主,盛产粮食、丝麻及手工制品;北方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盛产牛、马、羊及皮、毛、肉、乳等畜产品；农区和牧区的产品不同且相互需要。这种中原地区与草原地区在经济上互有需求、相依相生的关系,是形成草原丝绸之路的基础和条件。内蒙古高原上的草原丝绸之路是连接东西方、以及中国长城以南地区与北方草原地区经济、文化交往的大通道。

公元708年，唐朔方大总管张仁愿于河套北岸、阴山南麓筑西、中、东三受降城，以御突厥。唐朝利用草原丝路与北方少数民族交往，并加以控制与安抚。从五原到哈刺和林的南北通道，即被铁勒、回鹘等民族称为“参天可汗道”，与夏州道、单于都护府道、受降城道共同形成了唐代漠南地区空前的交通盛况，乌海地区是当时西受降城的战略要地和必经之地，成为唐代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不可替代的交通大枢纽和交流大通道。

图 5 唐代中后期草原丝绸之路示意图

（四）唐六胡州

679年，唐高宗在今鄂尔多斯高原南部设置了夏、宥、灵等州，还设立了总管府，都督府和节度，对归附入降的少数民族实行羁縻府州政策。六胡州是唐初为安置突厥降户，主要是昭武九姓的粟特人，在灵州，夏州之间设置的鲁州、丽州等的总称。粟特人是原居于中亚的古代民族，是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民族，主要由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戍地、史共9个城邦组成国家，每个城邦的居民都以国为姓，所以习惯上称粟特人为昭武九姓。在鄂尔多斯地区，乌海地区所设立的六胡州中，其最主要居民就是粟特人，当时的乌海地区是属于灵州、朔方节度使管辖的六胡州地区，主要是安置突厥人和粟特人。

“六胡州”属于羁縻府州的性质，粟特人在这里保持了较为巩固的部落组织，并未完成部落民向唐之编民的转变。“六胡州”所在之地属半农半牧地带，既是多民族错居杂处而交融频繁地域，又是唐朝的边疆战略要地。“六胡州”的置废变迁，是唐前期关内道北部，乃至整个北方边疆军政形势起伏变化历程之缩影。⁴几十年来，对鄂尔多斯高原唐代六胡州的学术研究成为我国历史学界、考古学界的热点和焦点。

（五）党项兴起

党项族是中国西部古老羌族与源出东北的鲜卑族融合而成的一个民族。南北朝末期，党项生活在今青海省东南部和四川省松潘县以西的山谷地带，主要以畜牧业为生。⁵

唐初，党项族拓跋部首领拓跋赤辞归唐，被任命为西戎州都督，赐以唐朝皇室李姓。后来，由于青藏高原上吐蕃强大起来，为避免被吞并，于公元713-741年，拓跋部带领党项人请求唐朝内附，唐朝把原设在陇西地区的静边州都督府移置庆州（今甘肃庆阳），以党项族大首领拓跋思泰任都督，领十二州。

公元756年“安史之乱”后，吐蕃夺取河西、陇右之地，这些地区的党项部落再一次东迁到银州（今横山）以北、夏州（今靖边县统万城）以东地区。绥州（今绥德）、延州（今延安）一带，也陆续迁来大批党项部落。党项二次迁徙后入居在庆州一带的称东山部；入居夏州一带的称平夏部；南面横山一线，唐人谓之南山，居住在这一区域的党项人被称作南山部。此后，唐代宗将居于庆州的拓跋朝光所率的党项部众迁往包括银州、夏州在内的陕北地区和鄂尔多斯东南部，号称“平夏部”。

唐僖宗时，曾封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为夏州节度使。公元881年，黄巢攻占长安，拓跋思恭会同唐军镇压起义军，被封为夏绥银节度使。公元883年，拓跋思恭因镇压黄巢起义中有功于唐，被封为夏国公，赐姓李。从此夏州拓跋氏称为李氏，统辖夏、绥（今绥德）、银、宥、静（今米脂）五州之地。鄂尔多斯肥美的草原为党项平夏部发展畜牧业提供了物质条件，他们在鄂尔多斯高原腹地地斤泽一带有广阔的牧场。鄂尔多斯高原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党项族有条件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进行交流，从此，“不知稼穑”的党项族在鄂尔多斯南部无定河、窟野河流域以及横山以下的肥沃的黄土高原上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西夏建国后，在夏州境内的七里平和桃堆平，有百余所谷窖及密密相排的“国官窖”，成为西夏的重要粮仓之一。鄂尔多斯高原南部乌池、白池盛产的青盐，是党项和内地进行贸易的重要物资和财源。在党项和宋朝关系友好时，在鄂尔多斯高原南部与宋交界处设立“榷场”，进行大宗贸易交换，党项族人民经常用驼、马、牛、羊、毡毯、毛褐（毛织品）、草药等同宋朝换取缯、帛、罗、绮、瓷、漆器和茶、谷等。宋朝还将大批的汉文经书、史书、医书和佛经等文化经典输往党项地区。日积月累，平夏部在鄂尔多斯南部地区的夏州、绥州、银州、灵州一带逐步发展成割据势力

五代十国时期，党项平夏部粉碎了后唐政权的吞并阴谋后，仍然向后晋、后汉、后周的皇帝称臣。但实际上，平夏部虽未称王，但已成为独立王国。直到北宋建立时，平夏部已牢牢占据夏、绥、银地区，成为雄踞于西北、不可忽视的割据势力，陕北地区、鄂尔多斯地区、乌海地区成为以后建立以平夏部为核心的西夏国的基地。

（六）十里梁排子湾党项墓地

多年来，在陕北和鄂尔多斯交界处发现了一批唐、五代、宋初的党项族拓跋氏贵族的墓志刻石，在乌审旗十里梁排子湾墓地出土的墓志有：（1）大晋虢王李仁福妻渎氏墓志铭，（2）大汉故沛国郡夫人李彝谨妻里氏墓志铭，（3）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4）故绥州太保夫人祁氏神道志，（5）大宋故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墓志铭并盖，（6）大宋定难军节度使观察留后李继筠墓志铭并盖，（7）大宋国故管内蕃部都指挥使李光遂墓志铭并盖。

这些墓志铭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用散文撰写，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将死者姓名、籍贯、生平事略刻在石上，赞扬死者的功业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埋葬死者时，同时将墓志石埋于坟墓中。后来方形墓志成为定制，即为两块等大之正方形石板，上下重叠，刻铭文者在下为底，刻碑额者在上为盖。⁶

五代时期，党项族政权先后依附于梁、唐、晋、汉、周各朝，实力继续发展壮大。李氏各代持续掌管夏州及所属各州政权，先后有思恭弟思谏、思恭孙彝昌、彝昌叔仁福、仁福子彝超、彝殷、彝殷子光睿、光睿子继筠等袭节度使位。这些墓志铭反映了当时党项族上层的殡葬特点：既继承了本民族火葬的习俗，又吸收了中原地区的土葬形式，将土葬和火葬结合，有了家族墓地；党项族贵族接受当时上层流行的墓志铭制度，在墓中埋葬墓志石；五代、宋初党项上层的墓志盖上面阴刻八卦图，表明其墓葬受到道教的影响；11世纪初，党项族上层的殡葬又受到佛教的强烈影响。党项族在这一带长期与汉族杂相居处，交流密切，党项族上层的葬礼有大量番、汉人员共同参加，表现出不同民族之间的融洽关系。

排子湾李氏家族墓志铭中，开首用了大段的文字，记述其家族起源经过，并明确表示其家族为“本乡客之大族，后魏之莘系焉”。根据西夏文献资料可知番族在历史上与鲜卑族有密切关系。西夏番族中有鲜卑的成分。在西夏番姓中有“西壁”一姓，“西壁”即“鲜卑”，可以认为，“鲜卑”已经从一个族称演化成番族的一个姓氏。可以证明党项与鲜卑存在密切的联系。

总之，在唐代初期，乌海地区是属于灵州、朔方节度使管辖的六胡州地区，主要是安置突厥人和粟特人。在唐代后期，党项人开始进入乌海地区。

注释：

1.陈育宁：《鄂尔多斯史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2. 3.白寿彝、史念海：《中国通史·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6月第2版。

4.高毅、王志浩、杨泽蒙：《鄂尔多斯史海钩沉》，文物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

5.汤开建：《党项源流新证》，《暨南史学》（第一辑）2002年11月。

6. 杜建录：《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